新加坡实龙岗的泉合道上有一片日本人墓地，三万平方米，九百一十座墓碑。作家余秋雨去过一趟，回来写下一句让人发凉的话：那几百座妓女的墓碑，全部朝着正西，没有一座朝着北方。
北边就是日本。她们生前拼了命往家乡寄钱，死后却狠狠心把头拧了过去。墓碑矮小，不刻真名，只刻一个佛教戒名——德操信女、忍芳信女——躺进去的人，很多才十四五岁。
这些女人有个统称，叫"南洋姐"。明治到大正年间被送出海卖身的日本女性有数十万之众。她们是怎么上的船，又是被谁送上去的？
一句"去海外做工"，就把女儿哄上了船
1873年，明治政府推行地税改革，把祖辈按收成交实物的老规矩改了：地价的百分之三，一年一交，现金。听起来不多，可折回到地里去算，地税占土地产出34%，先归了国家。
遇上米价一跌，粮食还是那些粮食，税钱一分不能少，卖粮的钱不够交税，只能把地押出去。
改革推行下来，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农民丢了地，从自家的田主变成给别人种地的佃农。佃农的账更难看。
收成的大头要交给地主，剩下的才是自己的，再刨去种子和肥料，一年忙到头真正落进兜里的，不过是这块地产出的一成七。也就是说，佃农辛苦劳作一年，到手的不过是产出的一成七。九州最苦。
长崎的岛原半岛、熊本的天草诸岛，山多田少，地本来就薄，改革一来更是撑不住。
家里儿子还能进城做工，女儿出路更窄。在那样的人家眼里，女儿几乎是唯一还能变现的东西。人贩子就是这个时候进村的。
他们不说卖，只说"去海外做工"，说"去日光"，说南洋钱好赚，一年寄回来的钱能把押出去的地赎回来。
爹娘半信半疑，也知道不对劲，可锅里没米，就当没听懂。上船的路是偷渡。长崎港和口之津港是主要出洋口，人贩子先把巡逻的警察打点好，趁夜用小船把女孩子送上外国轮船。
她们大多不识字，不知道船要开去哪，只记得对方说过一句：到了那边就有活干。活是有的，只是跟她们想的完全两样。等船靠了岸，人到了海外，便被困在卖淫产业链里，从此再难脱身。
她们被关在日式妓院里，日本人自己管那种地方叫"鬼窦"。山崎朋子后来采访过其中一些老人，她的采访呈现了她们遭受的侮辱与剥削。
十四五岁的年纪，从九州的山沟到南洋的窄楼，中间只隔着一句谎话和一趟货舱。
从马来街的十四个人，到国家账本上的第五大外汇
新加坡的这门生意有个明确的起点。按日本官方的数据，1877年，马来街上开了两家日本妓院，一共十四名日本妓女。之后就是滚雪球。
到1905年，新加坡官方记录在册的是六百三十三名日本女性，分布在一百零九家妓院里——这还只是有执照的。1903年新加坡的日本人约一万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南洋姐。
一座殖民地城市里的日本社群，主体竟然是这样一群人。这门生意能做这么大，两边都在推。英国殖民当局这边，橡胶园和锡矿从中国南方、印度招来几十万男劳工，几乎全是单身汉。当局怕这些人闲下来生事，把妓院看成维持地面太平的一味药。
历史学者詹姆斯·沃伦研究殖民时期新加坡的卖淫业时就指出，日本妓女被当局视作社会的"润滑剂"，不但不课重税，还给保护。
日本这边更直接。明治政府1872年发过一道"娼妓解放令"，听着是要放人，条文却留着口子：本人愿意，照旧可以做娼妓，纳了税就发执照，接着营业。
国内的路开着，海外的路更没人拦。据记载，福泽谕吉在1896年1月的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过一篇谈国民移居海外与妇女海外赚钱的文章，主张既然移民地摆明了需要娼妓，与其争论是非，不如干脆公开许可。
据记载，伊藤博文同年接受英国《每日新闻》采访时也说过不希望废除游廓，理由是做妓女很高尚，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。
国内给她们起的名号是"女子軍"，用的是行军打仗那个"軍"字，意思是用肉体替这个国家出征。这支"军队"打回来的战果，是可以查账的。
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资料里，1902年南洋姐与海外移民的汇款加上直接带回国的现钞，合计一千二百零二万一千日元。这个数字在当年的外汇来源里排第五，前面四位是生丝、绢织品、棉花、煤炭。
也就是说，在那个硬通货奇缺、工业化处处要花现钱的年头，一个国家的进账序列里，排在煤炭后头的是一批被塞进货舱运出去的女孩子。
钱还不止一笔笔汇款。她们在妓院周边要买日本的布、日本的米、日本的药，日本的杂货店、照相馆、医院就跟着在南洋一家家开起来。日本资本进东南亚的第一批探路人，是这些人。两头都在算账，没人算她们。
废娼令一下，功臣转眼成了国耻
风向变得很快。1910年各国在巴黎通过取缔卖春业的国际条约，1914年新加坡殖民当局宣布驱逐几十名日本妓院老板和两千多名南洋姐，摆明了要收摊。
同年欧战爆发，列强顾不上东方，日本资本正好大举进东南亚——生意做体面了，牌坊就该立起来了。1919年，日本政府宣布"废娼"，海外卖身从此是非法。
1920年，驻新加坡总领事馆下令禁止日本妓院营业，大批南洋姐被强制遣返。有意思的是，同一件事里，妓院老板闻风就转行做实业，全身而退。
真出卖过身体的那些人，回到岸上无处可去。家乡也不接。她们汇回去的钱，早就变成了田、变成了房、变成了弟弟的学费，如今这些田宅反倒成了赶她们出门的理由——外人问起来，这钱是哪来的？
政府和舆论把她们归进"丑业"，大声宣扬她们的丑事，找不到活干，嫁不出去，只能躲到偏僻地方一个人老死。有人受不了同乡的白眼，转身又坐船回南洋，最后病死在那边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，靠小姐妹凑钱或者旧日主顾发善心才入了土。
1891年，三名妓院老板向英国殖民政府申请了那块地，就是开头那片墓园。九百一十座墓碑里，大量是南洋姐的。军官的碑按军衔从木桩一级级升到大理石，她们的碑矮小简陋，不刻名字，只刻一个戒名。
山崎朋子后来到山打根寻访旧娼馆，也记下同样一件事：那里的日本妓女坟，一律朝着海湾，背对日本。这段往事被捂了半个多世纪。1972年山崎朋子出版《山打根八番娼馆》，把老年的阿崎婆和她那一代人的经历写了出来。
1974年熊井启拍成电影《望乡》，在日本引起巨大争议，也拿下了《电影旬报》最佳影片、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和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。
1978年10月影片在中国上映，同样吵翻天，有人主张它是黄色电影该禁演。巴金在那年12月和第二年1月两度在《大公报》撰文替它辩护，说自己很喜欢这部电影，这是一部好电影。"最难以启齿"难在哪儿？
不在于她们做过什么。国家把最底层的女儿折成外汇，用了几十年，账本上认认真真记了一笔，等这笔钱不再要紧了，转手把她们从家谱、从户籍、从历史里划掉，连块碑都不许写上真名。
所谓"为国卖身"，从来不是她们自己选的四个字。她们只是被人用一句"去海外做工"骗上了船，寄了半辈子钱回北边那个家，末了把头拧向正西躺下——朝着日落的方向，谁也不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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